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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逃港到大開放:特區的誕生

現在的深圳河依然流淌,只是北岸的深圳不再貧窮落後,走了不少彎路的共和國,也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説,這一切跟開放分不開。

作者:何國勝 日期:202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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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廣東深圳,深南大道上的鄧小平巨幅畫像


在諸多的歷史講述裏,深圳是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個符號出現的。從小漁村變為大都市,“深圳速度”令人驚歎,這一重要轉折似乎也是順暢的,可實際上,對外開放之路歷經曲折。

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的成立,都是個中曲折的代表。


逃 港

很大程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被“逼”出來的。自從1951年邊境封鎖後,毗鄰港澳的廣東發生的逃港潮不斷。

1977年11月,主管廣東省經濟工作的省委負責人在向南下考察的鄧小平彙報工作時説,30多年來,從內地逃往香港的有“十九萬四千兩百七十四人”,這還只是彙報上來的數字。

如此長時間、大規模的逃港,不僅影響內地的生產秩序和社會安定,也讓新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丟了顏面”。為了打退這股風潮,廣東省委和中央政府窮盡辦法,派軍駐守防線並嚴懲逃港者。但對岸巨大的經濟誘惑,始終牽引着內地老百姓的腳步。最終,是國門的打開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改善,止住了逃港的人潮。

故事還得從深圳河講起。

1898年,中英簽署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新界被“租借”給英國。自此,一條普通的深圳河一夜間成了隔開港英方和中方的界河。

但這並沒有堵死兩邊來往的路。因為河兩岸的農地是交錯的,兩邊的人常常需要跑到對岸務農。深圳鎮邊上的羅湖橋雖是香港與內地來往唯一的法定渠道,但更多人選擇從基本無人管轄的深圳河過境。河最窄的地方僅2米,人一躍就可以過去,或者挽起褲腳牽着牛,蹚着水就過去了。

1949年10月,葉劍英和陳賡率軍解放廣州後,繼續南下。港英方一度緊張,生怕解放軍跨過深圳河打到香港。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軍隊沒有過河。從此,一河分割開兩個政權、兩個陣營。北岸是社會主義的寶安縣,南邊是資本主義的港英政府。

1951年前,兩地仍然可以往來,過境種地的農民也發了《過界耕作證》,為了減少開支和社會穩定,內地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一些繼續支持國民政府的人“逃港”。但通過這條縫隙,國民政府的殘餘經常過界到寶安縣製造混亂。

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公開發布命令:從即日起,深港邊境“封鎖河口”。兩地自由往來就此終結。私自進入防線,企圖跨河逃港的人,被視作“叛國投敵”。

4年後,內地開始搞“集體化”,農業合作社迅速鋪開,不少農民被強迫入社。原本經過土地革命分到農民手裏的地又被收回,農村有了怨言。1957年,隨着“大鳴大放”的展開,深圳河北岸的寶安縣掀起一股“退社風”。但很快,這些人被打倒,遭到責難。也是1957年,粵北發生一次大水災,導致大批農民南下逃荒。於是,那些被強迫入社的農民、被批鬥的人及其親屬,還有南下逃荒的災民,紛紛將逃港當作自己的出路。

寶安縣政府也認識到了時局和災荒對老百姓帶來的傷害。1957年6月8日,中共寶安縣委向省委和惠陽地委遞交了一份題為《關於對人民羣眾放寬來往香港問題的意見》的報告。其中大膽提出“目前內地尚不能完全消滅災荒和失業,我們既然不能包起來,去香港打工這條路就不應該堵死”。

21天后,廣東省委批准放寬來往香港的意見。一時間,聽聞“河口開放”的人羣如潮水般湧向深圳河邊。不光大批羣眾逃港,甚至一些黨員、團員和村幹部也紛紛外逃,有些合作社裏的男人幾乎逃光。因為人數過多,英國政府立即向北京發出“照會”。因而開放沒幾個月的“河口”再度封鎖,並號召羣眾“堅決打退外逃風”。


反 思

逃港並未就此停歇。“五七大逃港”後一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席捲內地。農民不事生產,蜂擁鍊鋼鐵,浮誇風盛行。這導致農業大幅減產,百姓吃飯問題凸顯。屋漏偏逢連夜雨,錯誤決策趕上全國大旱,導致大量的百姓面臨生存危機。

見此情景,寶安縣委在1961年又遞交了一份要求“放寬邊境”的報告。內中指出,“由於我們剝奪了羣眾的生產的權利,生產下降、大批勞動力逃亡,嚴重地脱離了羣眾。邊防部隊連青菜都買不到吃。”要求讓農民自由出境,並同香港做小額貿易。

不到一月,廣東省委同意了寶安縣的要求,並同意實行“三個五”政策,即“每月去港來往不得超過五次;每次每人帶出的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5元,帶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過五市斤或價值不得超過5元”。此後,寶安縣經濟在短時間內迅速增長,逃港人數大幅降低,這可以稱作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史前一步”。

1962年5月5日,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借深港邊界沙頭鎮的一起外交小摩擦,下令撤掉深圳河沿邊的崗哨。寶安縣及周邊縣市聽聞消息的羣眾又一次如黑雲般擠向深圳河邊,再次出現大面積的“逃港潮”,史稱“六二大逃港”。17天后,看到逃港局勢難控,寶安縣政府又開始大面積堵截。

之後,逃港沒有停止,在1972年和1978年又掀起兩次高潮,涉及上萬人。

逃港的人成羣結隊,要麼翻過梧桐山跨越深圳河到港,要麼從深圳灣渡海而過。過程中,他們面臨的是懸崖、海浪、警犬和一層層的封鎖,不少人在逃港途中殞命,要麼摔下懸崖,要麼被海浪吞沒。

由於兩地差距巨大的經濟條件,逃港一直持續到1979年10月,當時港英政府宣佈:“偷渡人員一律不發身份證,不準居留香港,全部遣返內地,並將懲罰僱傭偷渡客的香港僱主。”同時,為逃港潮煩惱了30多年的共和國,也開始反思封閉國門帶來的教訓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並已經邁出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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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深圳車站候車的乘客


啓 動

1977年11月11日,來南方視察的鄧小平坐在廣州南湖賓館聽主管經濟的廣東省委負責人的彙報。提到外逃人數有19萬之多時,一旁的省委書記韋國清説,“我們加派了部隊,也沒解決問題。”半晌,鄧小平説,“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管得了的”。鄧小平的這句話預示了,政策將會迎來轉變。

最初的打算是將寶安和珠海兩縣建設成供應港澳鮮活農副產品的出口生產基地,並在1978年3月的考察後,制定了生產和出口年度計劃和三年計劃、五年規制。一個月後,從西歐五國(法國、西德、瑞士、丹麥、比利時)考察回來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委派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計委)和外貿部經濟貿易考察組赴港澳調查研究,並同當時廣東省委領導習仲勳和劉田夫等交換意見。

回京後,一份《港澳經濟考察報告》遞到中央。報告提出,“可借鑑港澳經驗,把寶安、珠海兩地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用三五年在內地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6月3日,國家計委副主任段雲向華國鋒等人彙報,華國鋒明確指示:“總的同意”“説幹就幹,把它辦起來”。

有了中央的指示,廣東省委立即行動。新到任的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勳召開會議,於6月23日形成了《關於搞好寶安珠海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的意見》最初方案。並在次月到寶安和珠海視察,提出吸收外資搞加工業,恢復邊境小額貿易等措施。走的時候,習仲勳給當地幹部留下幾句話:“説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

4個月後,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的設想》。內中提到:“吸收港澳同胞和華僑的資金,合建工廠、農場和其他事業,也可試辦。”這被視作是興建經濟特區的開始。

行動最快的當屬香港招商局,它在1978年10月就提出在蛇口建工業區的設想,即在內地劃一塊地,由香港企業按香港方式經營。這在以前是不能想的。但進展極其順利,次年1月,相關的報告就遞到中央並得到批示同意。

1979年1月31日,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等向李先念和谷牧彙報蛇口工業區的報告。聽罷,李先念當場表示同意,並拿起鉛筆在深圳南山半島畫了兩條槓,笑着説:“就給你們這個半島吧。”但袁庚沒敢要面積有二三十平方公里的整個南山半島,只要了其中2.14平方公里的蛇口。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業區動工,成為中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


放 權

廣東省開放的進度也加快起來。

1978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將全國的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並作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1979年初,習仲勳在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交易、加工裝配和合作經營”。

會後,到家鄉汕頭市調研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看到一派窮苦落後景象,不禁心生悲涼。但又想到汕頭外貿多,華僑多,便在之後的省委常委會議上提出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辦出口加工區的設想。在為汕頭做擔保時,吳南生説:“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了!”

1979年1月23日,廣東省向國務院申請將寶安縣和珠海縣分別改設為深圳市和珠海市。3月5日,國務院批覆廣東省,“同意改設”。

4月1日和2日,廣東省委常委會議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根據國際慣例劃出一塊地方,單獨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需要組織生產,名稱初定為‘貿易合作區’”,並明確,“根本的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

6天后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發言向中央“要權”,希望中央放權,讓廣東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在經濟上先走一步,放手幹。4月下旬,習仲勳在向中央常委彙報時,再次向華國鋒提出“放權”,並將在深圳、珠海、汕頭設立“貿易合作區”的設想一併提出。同時,福建省也提出在廈門建設出口加工區的要求。

一旁的鄧小平插話説,廣東、福建有這個條件搞“特殊省”。鄧小平一直以來都在思考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和試驗場,為大面積的開放探路。闢出一塊地給特殊政策,就算實驗失敗,也只是一小塊地方,影響不至於太大。習仲勳當時提出的劃出深圳等城市建議,正合鄧小平的設想。

在討論深圳等劃出來“搞特殊”地區的名字時,鄧小平説:“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他還説,“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一些政策,你們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最後,那次會議決定對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之後,谷牧帶領國家進出口辦、國家計委、外貿部、財政部等十餘部門領導飛往廣東、福建兩省調研。經過二十多天的考察,返京後形成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7月15日,經中央批准後,上述報告便成為著名的中發〔1979〕50號文件。

50號文給了粵閩兩省在財政、金融、外貿、物價等方面較多的自主權,尤其是實行財政大包乾。同時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創辦“出口特區”。不過要先在深圳、珠海兩地試點,有經驗後再考慮汕頭和廈門。

1980年3月,谷牧在廣州第二次召開粵閩兩省會議,在會上提出特區建設主要靠吸收外資和僑資進行建設、要做好總體規制,分批分期鋪開,搞好基礎設施、要在税收和低價方面對外商給予優惠、要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前提下進行等幾條建議。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採納了廣東的建議,將“出口特區”改名為內涵更豐富的“經濟特區”。

此後,隨着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准建立深圳等4個特區,並批准公佈了一年前就已擬好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經濟特區從法律意義上正式成立。

9月,中央進一步給廣東放權,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中提到“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處理”。隨後,國務院批准四個特區的區域範圍,各特區的建設從1980年下半年相繼開始,深圳這個“小漁村”開始朝着大都市發展。

現在的深圳河依然流淌,只是以前北岸那個逃港“策源地”深圳不再貧窮落後,而早已是生產總值位列全國第三的一線城市,而走了不少彎路的共和國,也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可以説,這一切跟開放分不開。


參考文獻:

1.陳秉安.大逃港[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07

2.盧荻.習仲勳主政南粵[J].百年潮,2002.09

3.盧荻.廣東經濟特區的主要拓荒者吳南生[J],百年潮,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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